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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们其实成份各一,舒娅的家庭论起来应该属于小兔子他们的阶层。她的父母是第三野战军下的文化兵,进城后驻扎南京,她就是出生在军区大院,属前边所说海鸥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那一代人。不过,她还没长到穿一身花,头顶一大个蝴蝶结,满口南京话,与小伙伴们饶舌的年龄,就随母亲转业迁到上海了。上海这城市,有许多三野的后代呢!对幼年的生活,她已没什么记忆,要说有一些,那也是经大人反复提醒造成的印象。比如在一个四面镜子的练功房,被几个阿姨叔叔传着抱来抱去;比如送托儿所不愿去,哭着喊“我还小,我还小”;还比如,她和另两个同龄的小朋友抢一辆三轮自行车她这个人生性有些混沌,大院里的粗放的生活到底也会有作用,对什么都不大上心,人说有“糊涂福”的那类。她母亲带着她,还有抱在手里的妹妹,再加一个保姆,由机关总务部门的职员带了来看房子。母亲还是部队观念,以为和行军途中号房子的意思差不多,随时都可能开拔,事实上也是,她父亲不还在军区吗?母亲只要了一大间和一小间,是将一层楼面破开来的,于是,厨房和厕所都需公用。不想,这一住就再没走,直到她父亲也从军队转业到地方,一家人一径住了下来。这样就可知道,她们家是挤住在左邻右舍中间。淮海路两旁,所住大多小康,这条弄堂也是。舒娅先全托在机关幼儿园过了两年,那生活还有些接近大院里的,相对独立,和地方上的民情民俗隔离着。七岁时上了小学,小学校就分散在弄口沿街的民居里,从这时起,舒娅便完全融进了弄堂的生活。

    她开始学说上海话,一学即会。小孩子学语言都快,但总也有个人的条件问题,像她妹妹就不行,上海话没学好,还弄得有些大舌头。舒娅属于那种感官反应敏捷的孩子,学什么像什么。她说上海话像炒豆一样,又轻又快,很快就变得饶舌。她还学会了和小朋友手勾手地去小烟纸店买零食吃,那种滚了甘草,用桔梗还是萝卜条制成的东西,含在嘴里,酸、咸、苦、涩,混成一团,再洇染开来,那味道说不上好还是坏,就是有一股子促狭。弄堂里的女孩子,大凡是这种东西喂成的性子,她们再豪爽的人,都有些促狭呢!只要看看她们闹的小别扭就知道。舒娅挺能兴是非,一会儿和这个好,一同说那个的坏处,一会儿和那个好,数落这个的坏,就和海鸥厌弃的南京妹妹们一样。市井里的孩子其实都差不多,差的那一点是作派,作派这事情怎么说?就这么说吧,舒娅搬口舌,舒娅也唱“fallingdownfallingdown,londonbridge‘sfallingdown”当然,是唱成“马林当,马林当,大家都来马林当”总之,舒娅多少学得俗了,被母亲骂,骂什么呢?骂她像“老百姓”这骂名不大妥当,却说明问题。骂归骂,她依然兴兴头头的,学习成绩中不溜,方才说过,她不是个上心的孩子,还有点缺脑子,可凭她活跃的性格却在学校挺受注意,少年宫欢迎外宾让她去参加,合唱队也有她的份,少先队里担任了小队长的职务。到了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,这些社会业绩全派不上用处了。她在学校里的影响,又难免造成假象,所填志愿就偏高了,结果落到眼下这所区级中学。自然要受母亲骂,流了一通眼泪,你以为她很痛心,一转脸,和同学参观新校园去了。中学离家有十五分钟路途,单是这点就让她喜欢上了,穿过大半个街区去和来,上学变得很郑重,有些走进社会的意思。中学的同学,来自更宽的范围,不像小学,根据地段划分,多是一条马路,甚至一条弄堂的,而现在,几乎遍及一个区,她的社交面也更广阔了。

    中学里的同学与小学里的果然不同,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,形貌上会有些接近,气质也会接近,因为是人生第一批同道,就像同一个草窝里孵出的鸡雏。所以,到了中学,遇到其他街区的孩子,总有生疏感。但舒娅适应力很强,她很快越过隔阂,交到了新朋友。她随这些新朋友去到她们的家,她们家所在的弄堂和房屋,也是另一种格式。其中有一个同学,住在一条庞大的弄堂里,支弄繁多。她跟随走进去,左弯右拐,再上楼梯,也是左弯右拐,最终走入房间。推开窗户,窗下是一片空地,摆着餐桌,树枝上挂着彩色小灯泡,是一家西餐社的露天餐座,她和父母、妹妹来过。这时未到夜晚,餐桌上没铺桌布,灯泡也没点亮,看上去很不相同。舒娅有一时的怔忡,她其实走入了这座城市的腹地。但她是个没有自觉性的人,意识不到这个。她只是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新同学倾倒。当然,接下来的还是那一套,龃龉,生隙,重新组合,再和解。因年龄增长事态会比小学里严重一些,但也并不是说就有了多少严肃性,依然是鸡毛蒜皮的原委,心思却是少女的心思了,要曲折许多。她就义变得更俗了一些。她们的财政情况不允许她们去拍明星照,只能到哪条小马路上的小照相馆,拍半寸的“咪咪照”互相换了衣服拍;她们用玻璃丝编织小金鱼,牵牛花,挂在钥匙链和塑料钱包上;她们的口味也变得“淑女”了,不再光顾弄口的烟纸店,而是到老字号“采芝村”话梅对于她们也是太昂贵,恰好,市面上好像专门针对她们这些小大人的钱袋,推出一种名叫“话李”的腌梅子,形状,口味,包装,都与话梅相仿,价格却便宜一半还多;她们中间还盛传一个消息,在某某旧货商店,一对长过一米的辫子可换一辆自行车她们正在从小孩长成少女,在一个庞杂的市民社会里,多少有些长成了小妇人,纤巧优稚的小妇人。市井中某一种成分是合乎女性特质的,那就是它的琐细,栽培出一种街头巷尾的妩媚,既不是深藏,也不是彰显,可爱可亲,却不可及——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了。

    文化革命开始,学校停课,学生分成两派。和所有大革命一样,一是保皇派,一是造反派。“保”和“反”的所谓“皇权”不过是学校的校长,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长。舒娅本来是参加造反派的,但回家同母亲一说起,母亲即表示反对。舒娅要和母亲辩论,可她哪是对手!母亲是抗战末期从上海去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女学生,读过中学,受过党的教育,读来的书帮助她理解革命,正好到教条主义这一阶段,文艺兵的那点浪漫气质,又正够浇灌她的理想主义。舒娅的性格其实多少是承袭她,肤浅,但是热情。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样,意志坚强的母亲,女儿往往是没什么主见的,所以,没经过几个回合,舒娅就心悦诚服,退出造反派,转人保皇派。不久,形势明朗,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,不用说,舒娅站错了队。回家和母亲吵一场,一赌气,做了逍遥派。其时,大串联开始,她与几个同学相邀,去北京见毛主席。因生怕母亲阻拦,没敢说,硬从保姆,一个扬州女人那里讨得两块钱,留下一张字条,走了。与她相邀的同学都是逍遥派的,对革命并无兴趣,只是想趁了串联,免费出去玩。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北京,见毛主席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。

    她们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干净和人少的火车上,结果是短途慢车,几乎十分钟停一站,整整一夜,天亮时方才到杭州。杭州的大街小巷壅塞着串联的学生,尤其是北路上的学生,穿着大多黯淡,这座江南城市不由变得粗砺了。但西湖总是妖娆,正是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的季节,就好像世外桃源。她们住在动物园附近一所-中学里,每天一早出发,往各个景点去,一玩就是一天。读书时候,要受学校和家里的拘束,哪里能这般自由自在。大串联时节,正就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,只要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,即可去往定点食堂吃饭。食堂的大锅饭,当然谈不上什么口味,像她们都是养刁的舌头,不几日便觉得寡淡无味,想着找贴补。再有,著名的小吃也总要品尝品尝,不枉来一次人间天堂杭州。要知道,她们是上海的女生,来自享乐主义的世界。那享乐倒也不是山珍海味,宝马香车的奢华,只不过是家常便饭,经过提炼,就有着对物质的精到理解。于是,她们时不时地吃一碗桂花藕粉,或者三鲜小馄饨,买一包小核桃,甚至,很舍得地在奎元馆吃了一次片儿川——她们立即吃出这面好就好在小锅下出的,所以爽口。就这样,她们的钱袋消了下去,同时呢,很难免的,四人之间也生出些龃龉。不外是些生活小事,比如睡地铺,准占了好位置,谁又挑了好被褥;比如,谁的脏衣服不及时洗,随便地一塞,却塞到人家枕头底下;再比如谁和外校的学生说话太随便,引起人家侧目然后再将彼此的不满互相交流,结果四个人倒分有三派。以舒娅混沌的性格本来是和哪一派都可,但就在财政紧张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,其中一名女生来向舒娅借钱,舒娅想也没想就将最后的五角钱交了出去,过后,另一名女生便来告诉,借钱的女生拿了舒娅的钱,买了一个火腿面包,独自享用了。趁舒娅的气头,那女生建议拆伙,说她的婊孃在宁波,她们可以去那里玩。那两个呢,一个已经想家要回上海,另一个也去向未定。舒娅还没玩够,当然就跟了那同学去到宁波。到此,她们离开上海整整一周。

    她们两个在宁波又待了一周。在宁波,她们就住在那同学的孃孃家,一条巷子里的一幢二层木板房。婊婊家有两个男孩子,都比她们年幼,对她们很尊崇的态度,尤其要对舒娅多看几眼。后来发现,她们进来出去的,多有邻里的大人小孩看舒娅,牵连得婊婊也要看舒娅了。和隔壁邻舍相熟以后,才知道,大家都在传,说舒娅是演电影的。演的那部电影就是在桐乡的新市镇拍的,里面有个巧手妈妈,巧手妈妈的女儿,就是舒娅扮的。舒娅否认,隔壁女孩半信半疑的,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,隔天到她表姐家找来一本这个名叫蚕花姑娘的电影连环画,翻出巧手妈妈女儿的那几页,舒娅一看果然很像自己。那表姐也一起跟过来,看不见真正电影上的人,看见和电影上很像的人,也很满意似的。连婊孃都有这种心情,喜欢一左一右带两个上海小姑娘出去。舒娅,以及她的同学这时才发现,原来舒娅是个漂亮的女生。舒娅原本是黄渣渣的肤色,眉眼很淡,人又瘦,像一根芦柴,并不起眼,可不知觉中,皮肤有了光泽,变得透亮,眉眼添了颜色,就像墨描的,身材也有了曲线。人呢,到底长大了,心里面存了些心事似地,生出几分沉静,有了少女的情致。

    宁波这地方,其实有些上海草根的意思。到了宁波,就好像又向上海的腹地深了一步。舒娅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意识,但她亦有自己的新发现。她家隔壁一家人就是宁波原籍,小学和中学都有宁波籍的同学,这些人家颇有些相近的地方,比如,家什用物,那种红木雕花带帐架大床,他们叫作“眠床”的,那种涂漆带盖的“荸荠篮”家中的气味也差不多,常有一股腥和酱的气味。尤其他们说话,别有一路风趣。现在,她来到了它们的源头。这里人家,多有“眠床”腥和酱的气味来自于成鲞和蟹酱,充耳都是爽利豁辣的宁波话,形形种种,合成一股子热闹劲,将人团得紧紧的。舒娅外表是个娴淑的少女了,内心依然是简单的,还是孩子的头脑,喜欢人多,喜欢说话,喜欢笑,总之,喜欢快活,宁波人的性格,挺对她的胃口。等回到上海,母亲发现她连说话都有乡俚气了,同时呢,也发现她长成了个好看的大姑娘。

    在舒娅他们家的楼上,住着一户殷实人家。祖父曾经是洋行职员,现已退休,老人作派洋式,拄“斯迪克”抽雪茄,那股辛甜交加的雪茄烟味从楼上弥漫下来,四处都是。祖母一直做主妇,气度也很不凡。织锦缎的夹袄,毛料裤,冬天抱一个热水袋,夏天一柄羽毛扇。有时会下楼来,却不下到底,站在楼梯口转弯处,向下望着。楼底下的两户,一是舒娅家,一是那宁波籍邻居,都没有关门的习惯,大敞着,那家的祖母便将两家的起居活动尽收眼底。她静静地立在那里,好像等待有人邀请她下去坐一坐,可是谁配作这样的邀请?她是如此的威仪。底楼两家的大人都去上班了,只有吵吵闹闹的小孩子,还有保姆们。舒娅家的扬州保姆曾发出过邀请,可她矜持地一笑,没下来,反是转过身上去了。她大概是要有三邀四邀才可屈尊,可舒娅家的扬州保姆不是一般的保姆,她是见过世面的,亦很有尊严。于是,那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下楼来了。这家也有一个小孩子,年龄在舒娅与妹妹舒拉之间,因是独女,平素十分寂寞,也常到楼梯拐弯处站了,望着底下的房间。但她不像她祖母那么矜持,只要舒娅一招手,立刻飞也似地跑下去,毫不掩饰迫切之情。无奈好景不长,不一会儿,就响起祖母的叫声。她一边应着,一边赶紧跑上去,回到楼梯拐弯处,巴巴地向下看,然后再伺机飞奔下来。这是小时候,长大以后,她祖母不怎么干涉了,却都开始作态,变得很矜持,有时见面甚至装不看见,话也不说地擦肩过去。但另有一些时候,似乎什么机关打开了,又相熟得不得了。舒娅从宁波回来,她们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交好的状态,那女孩似有无穷的话要与舒娅说,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:一件是,她告诉舒娅她祖母说,舒娅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;第二件是,弄堂口贴了一张告示,让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去街道登记——所以,她的小叔叔和舒娅的爸爸也都要去登记了。

    舒娅来不及去想,那女孩的小叔叔,一个缄默的无业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,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右派,就够她伤脑筋的了。她第一个反应是去找母亲问,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,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母亲。母亲早就想告诉舒娅父亲的底细,可是见她兴兴头头的,没机会开口,现在好了,免了她开口,舒娅就知道了。母亲先是点头,然后安慰道,一九六年时,父亲的右派已经摘帽。但是这并没有让舒娅好过多少,她向来自恃“红五类”血统纯正,即使“摘帽右派”这名字在她也是耻辱的。她痛心地哭了一场,哭罢,黯然地褪下红卫兵袖章——虽然做了逍遥派,但她依然是红卫兵,一个没有派别的红卫兵。这个动作又让她掉了几颗眼泪,却不像先前那么绝望,而是奇怪地感到一种满意,满意什么呢?不知道,是不是满意她是忧伤的。就这样,舒娅结束了她的政治生涯。而母亲,却忧上心头。她暗暗地注意女儿的动向,当然不是怕女儿会有什么想不开的,这点她绝对放心,这孩子缺乏强烈的个性,她曾经对此不够满意,但现在倒觉得安全了。她怕的是,舒娅会像许多儿女所做的那样,与父亲划分界线。方才说过,母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,多少有一些自由思想,也正是这点自由思想将她从教条主义里面扳回了一点,有了些微的人情之常。在反右时候,她没有听从组织劝告,与右派丈夫离婚,就是这人情之常作祟。她重视她的家庭。现在,她担心舒娅能不能经受住考验。

    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母亲宣布合家前往龙华公园游玩。临到出门,舒娅说不想去了。母亲先没说什么,与父亲领了舒拉径直走了,走到弄口忽一个转身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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